吴元丰 1956年生，先后毕业于故宫博物院满文干部培训班和北京师范学院夜大历史系。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兼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理事会顾问，曾兼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满文档案整理工作，主持整理档案200余万件，主持编译《清内阁藏本满文老档》《清代珲春衙门档》《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等20余部史料和目录800余册，著《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完成了“满文档案识别软件的开发与应用”项目，实现满文档案的自动识别和全文检索利用。从2021年始，以首席专家身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即编纂《满文历史文献名词术语总汇》，预计2025年底结项。该项目的开展和完成，将会推进满文历史文献著录和翻译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也有助于培养满文专业队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和灿烂文化。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近300年，形成了大量满文及多语种文字合璧的各类图书。现存的满文古籍，无论从内容来讲，还是从文种上看，都充分反映了清代多民族在文化上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

　　尊崇儒家 系统翻译儒学经典

　　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中尊崇孔子学说的学派，其学说称儒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主流，从而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因此保存下来了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清统治者除在统治制度方面有一定的创新举措外，主要还是沿袭了以往封建王朝传承下来的基本制度，而在思想文化方面，更是崇尚儒学，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早在清太祖、太宗时期，虽然与明王朝分庭抗礼，却积极学习汉文传统文化和以往各朝的统治经验，作为立国安邦的依据。清太宗皇太极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教育子弟的准则，挑选汉文《四书》和《孝经》章句，用满语日日进讲。同时，又将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达海奉命“译汉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俱成帙，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

　　清定都北京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后，更加崇儒重道，大力提倡儒学，用满文翻译儒家经典刊印，广为传播和学习。顺治帝明确提出：“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至宋代成为制度。清代沿用经筵制度，使之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持之以恒，在历朝历代中持续时间最长，从顺治十四年（1657）首开经筵，至咸丰十年（1860）最后一次举行，持续200余年。顺治朝除首开经筵外，还翻译和编纂了一批儒家经典及相关图书，大量雕版刊印，如《诗经》《御制孝经》《御制人臣儆心录》《御制劝善要言》等。

　　康熙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招贤纳士，弘扬儒家思想，传承传统文化。康熙十二年（1673）荐举山林隐逸，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词科，还请儒臣进行经筵日讲，并将儒家经典继续翻译成满文，以经筵讲义方式刊印，如《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等，并撰写御制序言。此类书载录儒臣向皇帝讲解儒家经典，皇帝与臣工共同探讨儒家经义、齐家治国之术，是士子必读之书，颁布后需求量极大。另外，康熙帝倡导经学和理学，特命李光地等依据明朝胡广孝编纂的《性理大全》，经过删繁就简，编成《性理精义》十二卷，因奉敕编纂，命名《御纂性理精义》，并加御制序文，用满汉文分别刊印。

　　乾隆年间，经过百年的发展，统治基础日益巩固，社会经济更加繁荣，对儒学的推崇更是有增无减，在钦定新清语的背景下，将以往译成的满文儒家典籍重新进行翻译。乾隆帝对译文十分重视，让儒臣进呈译稿后亲自批阅和修改，使满文译文更加通顺流畅。乾隆二十年至四十八年（1755—1783）间，重新翻译《四书》《书经》《易经》《诗经》《礼记》《春秋》等汉文儒家典籍，交武英殿以满汉文合璧形式雕版印刷。

　　从清朝中叶开始，国力逐渐衰微，满语文的应用也每况愈下，朝廷组织翻译刊刻汉文典籍的能力和需求有所下降，已大不如康熙和乾隆时期，但是尊崇儒学的国策仍未动摇，继续坚持请儒臣经筵日讲，各级官学还讲授儒家经典，翻译刊刻汉文儒家典籍从未间断，只是在其规模和次数上有所减少，直至清朝消亡才停止。特别是乾隆年间重译刊刻的儒家典籍，成为以后各朝翻译或修订满文儒家典籍参考和规范的主要依据。咸丰六年，咸丰帝下令翻译《大学衍义》时讲：“朕复加披阅，均系钦遵乾隆年间翻译《四书》《五经》《通鉴》，各按新语，详加厘定。”这就说明咸丰朝满语文虽已衰落，但在翻译修订满文译文本时，仍把乾隆朝翻译刊刻本作为范式，按照乾隆新定清语进行翻译或修订，而且以满汉文合璧形式刊印，如《大学衍义》和《御制翻译孝经》等。

　　乾隆朝翻译刊印的满汉文合璧本，当时允许地方书坊翻刻发行，直至清末均有各书坊刻本流传。仅就《御制翻译四书》而言，以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刻本为蓝本的坊刻本，从乾隆朝直至光绪朝不断有地方书坊翻印，迄今存世的满汉文合璧本、满蒙汉文合璧本多达几十种。有清一代多语种文字合璧儒家典籍的需求量也比较大，有力推进了儒家思想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和传承。

　　传承文明 翻译纂修正史典籍

　　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即历朝历代都重视纂修正史，这是中华民族尊重历史和崇尚文明的优良传统。清入关后，百废待兴，为确立王朝“正统”，遵循传统做法，以纂修前朝历史为当务之急，于顺治二年特颁谕旨，令内三院开始纂修明史，后发现“缺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因此，顺治五年（1648）特颁谕旨：“著在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缺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至康熙朝专设明史馆，经过90余年时间的努力，于乾隆四年（1739）最终修成332卷本《明史》。另外，还用满文翻译《明实录》和《明史》，但没有雕版刊印，仅有稿本和写本。顺治三年，将《明太祖宝训》编译成《洪武宝训》，由顺治帝写序言后，以满汉文分别雕版刊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清朝创建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作为满族人，特别重视以往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经验，而且皇太极还命儒臣用满文翻译《辽史》《金史》和《元史》。清入关后，顺治帝仍重视满文翻译辽金元史一事，仍继续安排人员定稿，于顺治元年成书。今存世的满文《辽史》《金史》和《元史》，既有顺治元年呈览的抄本，还有顺治三年内府刻本，更为珍贵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崇德年间满文翻译《辽史》稿本1册。

　　康熙帝更加重视吸取历史上的成败经验，倡导“凡文武官员，皆须读书，于古今得失，加意研究”，要求经筵讲读要讲史。康熙十五年，特颁谕旨：“经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通鉴》一书，事关前代得失，甚有禆于治道，作何拣择撰拟讲章进讲。”于是经筵讲官喇沙里等遵旨疏称：“《资治通鉴》一书，统贯诸史，最为详备，而《通鉴纲目》，又从《资治通鉴》中提纲分目，尤得要领，拟从《纲目》中择切要事实进讲。讲章体裁，首列纲，次列目，每条之后，总括大义，撰为讲说。其先儒论断可采者，亦酌量附入。”从此，经筵进讲的内容扩展，除四书五经外，还要讲读《资治通鉴纲目》。康熙三十年武英殿刊印满文《资治通鉴纲目》，共计107卷，书前有康熙帝御制序，明确指出：“朕念是编所记述，皆有关于治天下国家之务，非等于寻常记载之书，法戒昭然，永为金鉴。”

　　清朝还效仿以往朝代的做法，按纪传体编纂清诸帝《本纪》、宗室和蒙古王公《表》，以及大臣、忠义《列传》，分别用满汉文缮写，除宗室王公《表》有刻本外，其余都未曾雕版刊印，存世的仅有精写本和稿本。乾隆四十四年首次奉敕纂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而后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各朝均有递修，分别用满汉蒙文缮写，既有精写本和稿本，还有武英殿刻本。《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反映清代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王公的册封、世袭、晋级、奖惩以及世袭次数等情况。另外，清朝还持续编纂清太祖至穆宗十朝的《实录》和《圣训》，其中《实录》分别用满汉蒙文缮写，而《圣训》分别用满汉文缮写，各有大红绫精写本、小红绫精写本、小黄绫写本3种版本。

　　清朝还有一个专门纂修图书的机构叫方略馆，创设之初，并非常设机构，后逐渐成为常设，隶属军机处。每次重大军事活动结束后，都按纪事本末体纂修一部反映本次军事活动的《方略》或《纪略》，有时还奉敕编纂其他图书，如《大清一统志》和《西域图志》等。从康熙二十六年创设起，至宣统三年（1911）裁撤，先后编纂《平定三逆方略》《平定罗刹方略》《平定海寇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金川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等几十种，或以满汉文分别缮写，或以汉文缮写。

《大清全书》，满汉文，清康熙二十二年宛羽斋刻本。作者/供图

重视教育 翻译启蒙读本典籍

　　启蒙是早期教育阶段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培养儿童认字写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具备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对人的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各朝各代从统治者到民间百姓都看重启蒙教育，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产生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弟子规》《朱子家训》《千家诗》等启蒙教育读本。

　　清入关前，仿照蒙古文创制满文，编制满文教材《十二字头》，广为推广使用，鼓励官方至民间学习满文，同时还倡导学习汉文化，规范道德伦理。皇太极特颁谕令，“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作为教育八旗子弟的准则。入关后，益加重视教育，从中原传统汉文化中吸收营养，从京师至地方普遍建立文庙和关帝庙，尊崇“文圣”孔子、“武圣”关羽，建立各类官学教书育人，在全国八旗驻防地方所设的官学，既教满语文，又教汉语文，其教材基本上都是传统的启蒙书籍及儒家经典。民间的私塾也以传统的启蒙书籍及儒家经典为教材授课。有清一代，用满文翻译刊印了诸多传统汉文启蒙教育的书籍，而且多以满汉文合璧形式刊印，以供社会各方面学习之用。

　　现仅从北京地区所存的满文古籍来看，主要有《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小学》《小儿语》《幼训》《幼学须知》《幼学琼林》《朱子节要》《朱子家训》《弟子规》《菜根谭》《古文观止》，以及《十二字头》《清文接字》《清文启蒙》《初学必读》《初学指南》等，包括了经典的传统汉文启蒙读物及满语文初学读本，而且几乎都以满汉文合璧形式刊印，甚至有的以满蒙汉文合璧形式刊印。从其版本来看，自康熙朝至宣统朝持续刊印，绝大部分由民间书坊刊印发行，而由官方刊印发行的极其有限，还有不少抄本。这说明当时在民间需要一定量的满汉文合璧启蒙读物，不少人在学习满汉两种语言文字。在清代翻译的汉文启蒙读物中，还有一部分当朝编写者，如《小学集解》《弟子规》《幼训》《朱子家训》等，这说明清代不仅翻译使用以往的传统汉文启蒙读物，而且还及时翻译使用当朝编写的汉文启蒙读物，在民间满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清内廷皇家子弟的启蒙教育，除选用通常的传统启蒙读物外，还翻译使用以往王朝内廷使用的汉文启蒙读物。《帝鉴图说》成书于明隆庆六年（1572），由内阁首辅张居正编撰，专供当时年仅十岁的万历帝作为启蒙读物使用。清入关之初，《帝鉴图说》便已成为皇家子弟学习的教材。在故宫博物院存有顺治年间满文抄本，还配有形象的插图，有助于理解文意。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一部专供皇子阅读的满文启蒙书，名为《养正图解》。该书由明皇子讲官焦竑编纂，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当时专供皇长子朱常洛阅读之用。该书依据周文王至宋代的传说典故绘制60幅图，每图各附解说而成，以图文并茂形式，明理析义，借古喻今，劝导修身养性。满文本《养正图解》的解说全照原书翻译，而图并未全按原样临摹绘制，所不同的是彩绘，视觉效果更佳。

　　加强交流 编纂多语种工具书

　　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具备记事和传递信息的功能，两者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实现大一统的朝代之一，因民族构成的多元化，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即以当时使用范围比较广的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托忒文和察合台文作为国家的通用文字，视不同地区、不同场合、不同对象使用，有时还将多语种文字合璧使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清一代形成了不少各具特色的多语种文字辞书。这些各民族文化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反过来又有助于推进各民族间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

　　从目前存世的满文图书来看，清代编纂的多语种文字辞书有《满汉同文全书》《同文广汇全书》《满汉类书全集》《钦定西域同文志》《三合便览》《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翻译类编》《御制清文鉴》《清文文海》《清文典要大全》《钦定清语》《新旧清语汇书》《清语摘抄》《清文汇书》《清文总汇》《满汉经文成语》《上谕成语》《奏折成语》《公文成语》《六部成语》等近百种不同类型的辞书，其中绝大部分是满汉文合璧本，其次是满蒙汉、满蒙汉藏、满蒙汉藏维多体合璧本。从刊印时间上看，自康熙朝至光绪朝都有刊印本，时间长达200余年。

　　《大清全书》是清代第一部大型满汉双语词典，成书于康熙二十二年。作者沈启亮在其序中写道：“予汉人也，且生平笃好清书。昔尝荷戈浙闽，效命不遑，既而奉汰归里，是以得游学京师，业馆于厢黄旗下，幸就教于满洲诸儒。于兹数载，粗识其义。”这说明，清入关后，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加之清统治者将满文作为“国书”推行，满文的影响力有所提升，在汉族知识阶层内有人开始自愿学习满语文，而且还作为自己的终生爱好进行研究。

　　《御制清文鉴》是清代首部官修大型单语满语词典，也是有清一代唯一的一部单语满语词典。清入关后，除京师八旗外，还在全国各重镇要地设置驻防八旗，分派满洲官兵携眷移驻，从而使满族人口分布到全国各地，定居生活在汉文化区域，因交流的需要，不少满族人自然而然开始使用汉语文。因而康熙帝预感到满语文将会出现危机，于是召见翰林院学士傅达礼说：“尔任翰林掌院，可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用，某字当某处用，集成一书，使有益于后学。此书不必太急，宜详慎为之，务期永远可传，方为善也。”在康熙帝的授意下，由官方组织人员开始编纂，经过35年的努力，于康熙四十七年修成刊刻，书名《御制清文鉴》。从其内容上看，除满语固有者外，无论是选词方面，还是在释义方面，大量翻译引用儒家经典的词汇和句子。这也说明满汉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大量翻译刊印汉文典籍，对满语的发展和丰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康熙五十六年至乾隆八年间，以《御制清文鉴》为蓝本，先后编撰《御制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和《御制满蒙文鉴》。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汉文化交流更加深入，满语词汇匮乏的问题愈加突出，难以适应满汉文化交流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乾隆十二年开始，定期颁布“钦定新清语”。同时，还开始修订康熙本《御制清文鉴》，增加新的词汇，于乾隆三十六年完成，书名《御制增订清文鉴》。此后，又以《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陆续编成《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从满语单语《清文鉴》开始，渐次修成各类型多语种《清文鉴》，最终修成满蒙汉藏维五体合璧《清文鉴》，充分体现了清代各民族语言文字相互包容和相互交流的特点。

　　《清文汇书》也是一部大型满汉双语词典，作者李延基是京师八旗汉军旗人，雍正二年修成刊印。这部词典仿照《大清全书》的体例，以《御制清文鉴》为基础，用汉文对译满文词汇并加通俗的释义，按满文十二字头排列而成。乾隆五十一年，宜兴从《御制增订清文鉴》中选出《清文汇书》中没有的新词汇，按《清文汇书》体例，编成《清文补汇》刊行。光绪二十三年，志宽、培宽将《清文汇书》和《清文补汇》合编成《清文总汇》刊印。《清文总汇》收词量比较大，注释通俗易懂，与分类词典《清文鉴》比，检索更为方便。

《御制五体清文鉴》，满藏蒙维汉合璧，清乾隆五十九年内府精写本。作者/供图

兼容并蓄 译编艺文等类典籍

　　在现存的满文古籍中还有不少艺文、释家、兵家、医家等类典籍，绝大部分是用满文直接翻译而成，或经翻译重新编辑而成的汉文典籍。其中艺文类典籍的种类比较多，不少汉文古典名著都翻译成满文。开国之君努尔哈赤“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存有满文《三国志》《三国演义》《列国志》《列国演义》《西汉演义》《唐代演义》《封神演义》《樵史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从其版本特征来看，几乎都是顺治朝或康熙初年写本，可见当时宫廷内喜欢阅读翻译的各种小说。其中除《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有刻本外，多数都没有刻本。这说明满文《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传播范围比较广，而其他小说传播范围比较狭窄。

　　在民间翻译的汉文小说，与内府翻译者比较，种类多样化，具有趣味性和娱乐性的居多。现存的有《金瓶梅》《聊斋志异》《生绡剪》《玉支矶》《玉娇黎》《两交婚》《赛红丝》《金粉惜》《醉墨斋》《八洞天》《飞龙传》《归莲梦》《连城璧》《二度梅》《唐人小说》等，其中《金瓶梅》纯满文本，人名兼有汉文，康熙四十七年刻本；《聊斋志异》和《西厢记》满汉文合璧本，并有多种刻本，而绝大部分都是满文抄本。

　　康熙帝精通满汉文，有很深的文化修养，特别重视编书修书，种类齐全，语种多元。他在位期间，敕令编修汉文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和辞书《康熙字典》等，还修订刊印北京版藏文《大藏经》、蒙古文《大藏经》等，同时又翻译或编写其他满文图书，如《御制古文渊鉴》《御制避暑山庄诗》等，分别用满汉文刊印。

　　乾隆朝是清代的全盛时期，社会各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加之乾隆二十四年统一新疆天山南北，实现了“大一统”。乾隆帝精通满汉语，熟悉蒙古语，又通达藏语和维吾尔语，好作诗写文，倡导修书编书，种类更加齐全，语种更加多元。他在位期间，除敕令编纂汉文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修订刊印汉文《大藏经》、蒙古文《大藏经》外，还编修满汉文《皇清开国方略》《钦定满洲源流考》《八旗通志》《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钦定大清律例》《钦定八旗则例》《钦定回疆则例》，以及满蒙汉三体合璧《蒙古源流考》、满蒙汉藏四体合璧《御制翻译名义正讹》和《御制满汉蒙西番文合璧大藏全咒》等。另外，还用满文翻译《大藏经》，乾隆五十五年告成刊印，全名《御制清文翻译全藏经》。《钦定西域同文志》是一部多体合璧名词词典，按满文、汉文、回鹘式蒙古文、藏文、托忒蒙古文、察合台文排列，包括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地地名、人名、山名和水名，并有汉文释义。乾隆十三年，傅恒等奉敕仿照汉文篆字创制32体满文篆字后，分别以各体满汉篆字抄写《御制盛京赋》，并由武英殿雕版刊印。在创制满文篆字的过程中，同时还整理规范了32体汉文篆字，并且统一命名满汉篆字的名称。这样，不仅满文篆字的种类增多，字体规范，名称统一，便于学习和使用，而且汉文篆字也得以发掘整理和规范命名，有助于传承悠久的汉字文化。

　　满文古籍里的兵书，几乎都从汉文翻译而成，有《孙吴兵法》《孙子兵法》《孙吴武经》《六韬》《三略》《黄石公素书》《武侯心书》等；音乐类的图书，从汉文翻译而成的有满汉文合璧《太古遗音》《梧冈琴谱》《理性元雅》，满文《琴谱》，清代编纂的满汉文合璧《律吕纂要》《律吕节要》，以及《隆庆舞乐章汉清文合谱》《平定西陲乐章清汉文合谱》等；农家类的图书，也都是从汉文翻译而成，有《长物志》《元亨疗马集》《马经全书》《相马总论》等；医家类的图书，从汉文或外文翻译而成，有《医药治症通书》《雷公炮制书》《难经脉诀》《王叔和脉诀》《寿世保元》《钦定骼体全录书》《西洋药书》等。

　　纵观满文古籍，可以充分印证，其一，清朝着力传承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文化，大量翻译传统汉文经典，除有一定的统治目的外，客观上有助于中原传统文化向边疆地区的传播，有助于各民族间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其二，中华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共有的文化遗产，通过编译成多语种文字的典籍，产生了新的载体和多元的传承途径，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三，满文古籍充分反映了有清一代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实事，具有十分珍贵的凭证作用，同时也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