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一个“策神”的抢救方言之路
电话那头，一如屏幕上那样，作为国内最知名的节目主持人之一，汪涵在各种方言之间转换自如，“吃饭”这个词，他接连用长沙话、邵阳话、常德话、张家界话等湖南省内多个地州市的方言表达，广州话、上海话、云贵川等地的方言他也不在“话”下。问他会多少种方言，他说没具体统计过，但10~20种应该差不多。
汪涵是国内少有的能让人把他的名字和方言紧密联系起来的主持人，方言既是他行走江湖的“秘籍”，也是他的特有标识，无论是在综艺节目中和嘉宾套近乎，还是在更早的脱口秀节目中展现他“策神”的风采。
近年来，汪涵在做主持人的本职工作之外，开始担负起保护、传承方言的职责。2015年起，他自掏腰包465万元，发起了在湖南省境内进行方言调查与保护的“響應”计划。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響應”计划已进行到了中后期，保护方言的形势非常紧迫，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尽力去抢救。
“響應”计划调查手册一。图/受访者提供
“策神”的方言进阶路
2002年5月，在湖南广播电视台的地面频道湖南经济电视台，一档无主题式、带有些意识流色彩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开播。节目采用了方言笑话、影视桥段剪辑、短剧、访谈等各类元素，汇聚了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颇具草根色彩，节目主持人是汪涵与马可。这就是自开播起一炮而红，后来在湖南乃至全国范围内掀起风潮十余年、有着方言特色的《越策越开心》。
“策”在长沙话里是闲侃、神聊的意思，那档节目中，汪涵、马可因急智、鬼马的表现被观众封为“策神”。时至今日，对各种社会新闻、时政热点重新编排、加工，加入玩偶“黄小鸭”的方言新闻播报，汪涵那句带有湖南话口音的“那确实”等仍让人记忆犹新。
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电视台用方言做节目还没有受到太多限制。汪涵分析说，《越策越开心》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除了接地气，在国内当时其他节目还没有同质化表达的因素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魅力，方言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汪涵掌握这么多种方言和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他1974年出生在苏州，父亲是苏州人，母亲是湖南常德澧县人。1957~1958年，父亲和母亲先后因支援当地建设和招工来到湖南湘潭。1960年代，全国兴起将工业向内地迁移的“三线建设”战略。属于“大三线”的城市湘潭就汇聚了全国各地来的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为汪涵学习方言提供了环境。
汪涵5岁左右由苏州到了湘潭。当年，和父亲同一个单位的职工都住在同一个院里，家对门是父亲来自无锡的同事，楼下是上海的阿姨，再往楼下是四川的阿姨、伯伯。每到晚上，他总能听到邻居用四川话喊，“啥子啥子，你快回来吃饭”，上海话说“侬辣阿里的（你在哪儿）”，湖南话“你快回来”，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汪涵当时上的是子弟小学，有来自湖北、陕西等各地的小伙伴。到10岁左右，他已经能说苏州话、常德话，基本听懂上海话、四川话，能模仿一些湘潭话，但当时学方言都是无意识的，谈不上兴趣，只是觉得“好玩”，可以“显摆”。
工作以后，因为用方言做节目，汪涵发现通过说方言可以拉近与嘉宾的距离，使对方放松下来，这在他看来是一个“独门秘籍”，“我就去学习、运用，还发现用得特别顺手”。
对于方言，他历经了从好玩到有兴趣、有意识地去巩固的过程。在《天天向上》，可以看到他用四川话、湖南各地方言、湖北话、粤语等和嘉宾插科打诨、套近乎。
学习方言的过程中，他还找到一些方言“速成”的小技巧，比如掌握一些关键词和语音语调的变化，就能和当地人实现基本交际。四川话“你吃饭没得”，“没得”语调是往上扬的，云南话表示“啊、呀”的语气词“噶（gà）”音调是往下降的。他把这些归功于“童子功”时期练就的对方言的敏感和自己的语言天赋。
2019年3月，重庆两江新区红酒博物馆内的一家个性化咖啡屋，室内挂满“儿豁”（意为“不骗人”）“吃皮”（意为“吃得开”）等重庆方言。图/视觉中国
用年轻人感兴趣的方式保护方言
《越策越开心》中大量运用方言更多考虑的是让大众喜欢上这个节目，汪涵说，到2016年，他参与制作的两档方言类节目《十三亿分贝》和《多彩中国话》则是想为保护方言多做些事情。
2011年左右，他有机会每周去湖南方言学的泰斗、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鲍厚星家中学习怎样研究方言。也是在这一年，他的另一位老师、诗人、书法家虞逸夫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和他说，如果真喜欢方言，就去做一些音韵学的研究。这是一门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学科，内容涵盖古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声、韵、调种类及组合规律。
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汪涵思考怎样将语言的多样性和神奇之处展现出来，“我最在行的还是做节目”。后来，他又结识了时任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曹志耘，以及曹的学生、北语教授王莉宁。2015年~2016年期间，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北京语言大学访问，参与方言的学术研究，同时推进节目的研发和制作。直到2016年，两档节目诞生。
《十三亿分贝》是全国各地音乐人用南腔北调的方言进行歌曲演唱的网络综艺节目。这档节目中，你能听到西北民谣音乐人张尕怂用甘肃话唱的《尕怂讨婆娘》，湖南宁乡话版本的《Rolling in the deep》，用上海话唱的起床歌《夸起来》，还有在此次疫情期间大火的武汉话歌曲《汉阳门花园》。“他们（这些歌手）就这么一股脑来了，齐刷刷、活泼泼地就站在你面前。”汪涵说。
在2015年担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顾问后，汪涵也在思索如何进行语言资源保护。他提出精准语保，即语言资源保护既要面向老年人，将他们的声音赶紧留存、记录下来，也要面向年轻人，使他们能够运用方言。而精准语保的核心理念就是兴趣语保，即让年轻人对方言产生兴趣。在他看来，现在的90后、00后从小成长起来的环境就是普通话，讲方言的机会越来越少，很多上海小孩不会说上海话，湖南小孩不会说湖南话，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方言无法产生兴趣，只是缺少培养他们兴趣的环境。“现在小孩子从小就开始学英语，你能说他一开始就对英语有兴趣吗？兴趣是培养出来的。但我们现在对于孩子学方言，连培养兴趣的意识都没有。”
汪涵认为，所有的孩子都追求不一样，方言就是一种很有个性、不一样的东西，这会使得他们有兴趣。他还常说那句“方言是一种我说，你懂，他不明白，被时间浸润出来属于当地人的情话”。
他希望，通过制作这样的节目让年轻人有继续讲方言的意愿，了解到方言背后有深厚的文化支撑和巨大的趣味性，而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就像保护物种多样性一样。
2012年9月20日，福建福州市的吴老伯每天在社区用福州评话的方式讲解新闻信息。摄影/本刊记者 吕明
方言田野调查最难的是找发音人
2015年7月5日，汪涵启动了抢救、保存方言的“響應（响应）”计划。他和团队计划用5~10年时间，在湖南省境内调查57个方言点，包括湘语点18个，西南官话10个，赣语10个，客家话5个，土话6个，乡话及平话调查点各3个，其他类别调查点2个。
“響應”计划的缘起同样和虞逸夫、鲍厚星两位老先生有关。虞逸夫在人生最后一年和汪涵一次谈话时说，想要研究方言，就要把小学功夫学好。所谓小学功夫，是指中国传统语文学包括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在内研究汉字音、形、义的学科。鲍厚星教授则告诉他，目前开展的语音语料的收集面临着很多困难，收集的力度不够大。汪涵想着湘方言有其丰富性，自己喜欢，又有能力去助一臂之力，于是以民间的身份参与进来。
搭建这一计划的项目组并不容易。因为是调查湖南省境内的方言，所以要找到湖南籍、懂湖南方言的专家，汪涵联系到湖南工业大学的陈山青教授、南京大学的陈立中教授作为“響應”的项目负责人，二人再联系自己的师兄弟及国外湖南籍的访问学者，再加上这些教授、学者的硕士生、博士生，前后一年多，组成10支方言调查队。
方言调查用的是田野调查路子，即实地去找到合适的方言发音人，让其用方言读出提前选定的词汇，通过录音、录像记录，保存下来的过程。提前确定的词汇中，既包括吃饭睡觉等常用语，也有湘语的特有词，还涵盖一些俚语等。一个方言点的调查词汇表要1500 个左右。由于平时有教学、科研任务，“響應”计划的田野调查只能在寒暑假进行。
汪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響應”计划已进行到中后期阶段，57个调查点中的绝大部分语料已采集完毕，目前正在运用技术手段建立语料库。
找到合适的方言发音人是整个项目中最困难的部分。汪涵说，发音人要常年生活在当地，且过去两年里在外面工作没超过半年，以保证发音纯正，不受外界影响，还要符合牙齿间不能有缝、不能缺牙等苛刻要求，否则，这会导致发音不标准。为了不大海捞针，寻找方言发音人往往要依靠当地宣传部、文化站的协助。
退休教师和县剧团的老演员是方言发音人的潜在人选，前者有着一定的文化知识，词汇较丰富，后者对于一些方言俚语较为熟悉，在当地推荐后，汪涵团队还要再加以甄别。如果要做不同年代间方言的差异化调查，还要找不同代的方言发音人，为了保证语料收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一个调查点的方言发音人通常也不能只找一位。
2016年夏天，汪涵参与了长沙方言的收集。方言的田野调查不能在田间地头完成，相反，要选在密闭、安静的房间里，以保证录音效果。按照语言学研究的规定，如果收集一段语料时背景噪音超过48分贝，就意味着这段语料不能使用，如果采录过程中有汽车呼啸而过，也意味着这段采集宣告失败。
在长沙方言点的调查过程中，“響應”团队选择了一间比较偏僻的屋子，把窗户关上，空调关掉，毯子挂上，以保证收音效果，拿出话筒、摄像机，把蓝背景布置好，一条条开录。由于发音人在发音采集时脱离了日常的生活环境，调查团队的老师还要先耐心地和他聊天，慢慢使其放松下来，让词句自然流淌出。一个方言点的调查，至少需要一个多月。
希望建一所语言博物馆
两三年前，汪涵就有个愿望，希望能建立一个语言资源博物馆。今年湖南省两会上，汪涵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他期待中国语言博物馆在湖南落成，这也是他“響應”计划的终极目标。
在他看来，杭州有中国丝绸博物馆，安阳有中国文字博物馆，而中国有如此丰富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却没有语言博物馆，是个遗憾，“每一种语言和方言都是一个宇宙，是当地上千年间形成的对于一个事物的独特认知和表达”，对于“吃饭”这个词，长沙人、常德人、邵阳人等都有不同的发音，这还仅仅是在一省之内。
他希望中国语言博物馆建成后，能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和“響應”计划的部分成果，以及中国和世界濒危语言的语料，以现代化的手段展出，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世界的多彩缤纷，“有那么多种语音来表达吃饭睡觉”。
在汪涵眼中，方言的价值不止于此。湘语中，“锅”和“鞋”还可以用“鼎”和“履”表达；上海话里，“馒头”是指带馅蒸制的面食；浙江东阳话中，“睡觉”能用“眠熟”表示。从方言中，还可以看出移民的轨迹，如从五代开始延续到明朝的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对湘语产生很大影响。
但汪涵也坦承，方言保不住、护不住是大势所趋，他和团队所能做的就是尽早、尽可能详尽地将方言记录、留存下来。这也是他要建立语言博物馆的另一重意义。
“最起码若干年之后，能有一个博物馆，你愿意走进去的话，你能听到100年前、500年前，跟你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当时的喜怒哀乐的，”汪涵说，“如果我们没有保护方言的意识，100年后的人类也无法听到今天的声音。”
他将语保的工作称之为“非常非常紧迫”。他还记得在方言点调查时，90多岁的老者和他说：孩子你赶紧来录，我脱了鞋子睡觉，不见得第二天早上能穿鞋子起床。“90多岁的老人家是论天过的，有可能一觉就睡过去了。可能他小时候听到的长沙话那几个很珍贵的发音就没了。”
汪涵儿子小沐沐今年6岁，妻子杨乐乐是重庆人，他们经常和岳父母生活在一起，因此小沐沐基本能听懂重庆话，长沙话也会说。“我们也会教他，他学这个很快，模仿能力比较强”。他经常问父亲，“这是什么方言，为什么这个地方讲话这样，另一个地方又是一个样？”
他想，等孩子再大些时，能有机会带他去做方言的田野调查，“让他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多样，听听这个世界的声音是多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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