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乡愁是对故乡的深深怀念——怀念青山绿水，怀念父老乡亲，也怀念温暖的乡音，那么，乡音就是母亲的呢喃，是故乡记忆的依托。当下中国所处的时代，正是人口频繁流动和城市化速度之快史无前例的时代，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而言，最大的乡愁，则莫过于传统乡音——方言的遗失。

在电视中，在广播里，在最通行无阻的网络世界中，普通话是中国人使用最为普遍的语言。相比之下，方言作为一种主流之外的“亚语言”，传承路径却愈加逼仄。在逐步失去大众媒体平台的依凭之际，方言作为一种曾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陪伴，正滑入岌岌可危的境地。那么，究竟方言的使用现状如何?我们又当如何应对?

渐渐遗失的方言之惑

曾几何时，在电视采访的镜头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作为方言忠诚维护者的上海人：采访的记者说普通话，当地人则自顾自地用方言回应;能够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甚至成为跻身当地社交圈的通行证。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上海父母选择与子女用普通话交流，大学校园里的上海学生已多半成了“只会听不会说”的“非典型”上海人。

连如此“心高气傲”的上海方言都面临危局，其他方言就更不容乐观。

在广西的一个小村庄，一位正在从事暑期语言调查项目的大学生录了一段八十岁老人讲的方言故事。据这位大学生介绍，她自己就生长在这个村，也会说这种方言，然而这位八十岁的邻居说的故事，她却听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的村子太大了，别家老人说的话我们听不懂。”

“你们村子有多大?”

“大概有两百多人吧。”

“两百多人也算大吗?”

“可能也有代沟的因素，年轻人接触新事物多，老一辈的很多用语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

通过这段对话可见，在优势语言冲击下，说同一种方言的年轻人和老人竟无法沟通，真可谓是“一种方言，一道鸿沟”。

在方言声调调查的过程中，还有另一种方言遗失现象。当我们要求受访者用方言念出被调查字时，即便是自认为方言地道的调查对象，也仅有三四百字的常用字以传统方言发音，其余往往用普通话语音类推方言语音。如今，青少年一代就算会说自己的方言，说的也是深受普通话影响的新方言。

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在长沙人当中盛行的“塑料普通话”。所谓“塑料普通话”，是在普通话中加入长沙话的语调、语气词和一些特别的词汇。这种具有长沙特色的普通话，正在逐步渗入长沙市民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分辨普通话和塑料普通话的不同，并在相应的场合选择性地使用两种方言。和有长沙口音的普通话完全不同，长沙方言的遗失催生了“塑料普通话”的出现，这是长沙人自主选择的新方言，他们希望借此留住一种特有的乡土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笔者唯一遇到与方言遗失现象相反的例子发生在大学校园的宿舍里。当占到房间里一半人数的学生都来自广东，并且每日在宿舍说广东话，待到毕业之时，就连同宿舍的河北同学也受到濡染，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留住乡音的应对之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面临着最为猛烈的城镇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作为乡土文化重要载体的方言，其传承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深切感受到了方言的处境和可能带来的危机，不少保存方言和地方性文化的项目也陆续启动。

2008年10月，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录制项目。作为在政府层面实施的重大工程，该项目制定了科学规范的调查手册，并深入各地寻访老中青方言说话人，调查收集当代中国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普通话的实态、有声语料，并进行科学整理、加工和有效保存。而民间层面，最近就有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汪涵私人出资数百万元发起的方言调查“響應”计划，旨在对湘方言进行调查、分类、整理。这是社会力量参与语言资源保护的开端，名人的公益行为和明星效应也使得“方言保护”这一议题得以放大，在舆论场中备受关注。

然而，系统性、学术性的整理和保存只是方言保护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让正在逐步走向衰微的方言重新“活”起来。不少专家甚至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方言保护，是激活方言的传承和流通路径，而不是将其作为文物陈列在博物馆里。

目前，国家针对方言保护的方针政策正在逐步调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方针，政府、学校开始为方言的生存提供一定的空间。2011年年底，广东省政府通过《广东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定》，规定广播电视方言播音要经过政府审批，引发了人们对“推普废粤”的担忧。随后广东省相关部门出面澄清说，不会限制方言播音，并强调弘扬包括粤、潮、客等方言文化在内的岭南文化和推广普通话一样，都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同年，厦门市出台《厦门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推进闽南方言与文化课程进入中小学，形成国家教育、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有机统一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这与以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的规定形成鲜明对照，也是方言遗失过程中教育部门保护方言的重要举措。

此外，一些城市也开始采取行动，一边推动城市务工人员自觉维持家乡方言，一边帮助这些家庭努力习用务工地语言。对于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而言，诸如此类的举措，既能帮助他们更有效便利地融入当地的生活，又能为他们留住寄寓在乡音里的浓浓乡愁。

家庭传承的应有之责

政府职能部门或个人在宏观意义上对方言保存和方言保护的推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弱势方言使用的颓势。不过，要真正实现语言的活态传承，仍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尤其是语言教育的摇篮——家庭之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于方言的传承而言，家庭也是最基本的单位。在家庭中传承方言，既需要家庭在国家语言规划实践中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也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有自觉传承方言的意识，尤其是家长，更要坚持与子女用方言沟通。

对于移民城市中的外来家庭而言，方言要在异域将传统延续下去，却并非易事。以笔者本人为例，我出生于浙江平阳，受成长环境的影响，能讲温州话和浙南闽南话，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习用了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多年来培养形成了多语种交流的能力。但笔者的下一代却殊难继承这种多语言的传统——女儿在北京成长，到美国念书，除说普通话和英语外，只能听懂简单的温州话，浙南闽南话几乎完全没有接触。尽管强烈希望女儿能学会温州话，她却无论如何不愿意开口。这一过程也使我深感方言保护的困难。

“移家南渡久，童稚解方言。”事实上，无论如何时移境迁，方言保护的要诀仍是“事在人为”。年代的渐变，文化的迥异，环境的压力，很多时候会使生活其中的人无暇顾及传统与传承。但方言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作为归属的象征，却并不应当随波逐流。对个人也好，群体也罢，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好个体赖以维系的立身之本，也是给自己留下一方记忆里的美丽乡音与动人乡愁。